人物小传

张永年（1914-1980），原名王任远，字典重，出生于富顺县仙市王家坝（今沿滩区仙市镇）。1930年，张永年考入自贡初级中学（今蜀光中学），后因反对体罚教育主动辍学，在家自学中医理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医生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地下斗争；1942年，奉中共南方局之命，调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945年至1946年，先后两次被选送到延安医大和白求恩医大学习；全国解放后，在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生班深造；1962年，从总后勤政治部调往重庆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任政治教研室主任等职务。

张永年家境优渥，但他从不骄奢自傲，自幼思想开明，痛恨剥削阶级，同情劳动人民。1930年，张永年考入自贡初级中学。一次，体育教官（特务）以不尊重师长为借口，对张永年严加训斥，他内心不服，教官遂以体罚惩戒。张永年怒不可遏，当即冲出教室，从此再未返校。

辍学后，张永年发奋苦读，闲暇之余还自学中医理论，常帮乡里诊疗看病。1932年，张永年考取自贡川康盐务局录事。工作期间，他仍坚持读书看报。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喜阅读《新华日报》，非常敬佩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有一天，同事孙维干同张永年谈及参加革命一事，张永年毫不隐讳地说，“我已经看过《资本论》和《列宁选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读过。共产党的道理是千真万确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不久后，孙维干同张永年密谈，明确表示希望介绍他入党，张永年当即表示愿意加入党组织。1938年9月6日，细雨蒙蒙，张永年赶到釜溪公园（今自贡市人民公园），在幽静的山顶小亭，他哼唱着国际歌，并庄严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张永年上了入党后的第一堂党课。“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眼下就是要为抗日而斗争，将来还要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而斗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自此深深烙印在张永年心里，他向党组织表示：我要无限地忠实于党，忠实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要让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遵守党的纪律，永不叛党。

当年秋末，自贡市中心市委决定在自贡创办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团结争取各阶层人民为抗日而奋斗。宣传支部通过关系，接下了暂时停办的《正确日报》，张永年任经理，负责经费、印刷和发行工作。

为尽快出版报纸，张永年日夜奔忙，四处募资，在他的努力下，很快就募集到股金。随后，他又到三圣桥附近的力强印刷所签订了印报合同，并出面租用了川康盐务局附近的民房作为办公场所。10月1日，报纸正式出版，取名《〈正确日报〉三日刊》，报道抗日战争情况，及本市抗日救亡新闻、社论、短评等。

报纸发行后，张永年亲自上街销售，慢慢打开销路，除在自贡发行外，甚至外省也有少量发行。《正确日报》在全市人民中反响极好，但也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新闻检查所的注意和刁难，在坚持出版三个月后，终因反动当局阻挠干涉停办。

最后一期时，自贡市中心市委发动全体党员支持《正确日报》义卖，三天不绝，轰动了整个自流井。当时，卖出近千份报纸，收入近千元，张永年将所有报款如数寄出，全部捐献给了抗日前线。

报纸停刊后，宣传支部解散，张永年被编入盐务局党小组，担任小组长。在盐务局内，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同时，还以“力军”为笔名向《新华日报》投稿，宣传革命思想。那段时间，张永年为更好地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借助在盐务局开办的联谊图书馆兼任图书管理员之际，将进步书刊供大家借阅。不仅如此，张永年还经常从事学运工作，因其刻得一手好钢板字，几乎承担了全部刻印宣传资料和文件的任务。日本军机轰炸自流井后，他搬到乡下居住，每天仍会将刻好的资料及时送往蜀光中学。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搜捕和破坏，自贡市委机关转移到了位于灯杆坝的张永年家。张永年除参加会议外，还要负责同志们的生活和安全。为得到家里的支持，他耐心给家人宣讲革命道理和时局发展，正是在他和家人的掩护下，反动政府始终没有察觉在他家进行的活动。直到1940年，局势突然恶化，自贡中心市委被迫迁移。

1940年春，蒋介石极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以成都发生“抢米事件”为借口，在成都、内江、自贡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张永年身份虽未暴露，但其言行早已被特务所关注，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在此危急时刻，张永年将家人送往银龙湾老家，自己则脱离川康盐务局。

失去经济收入后，张永年生活十分困苦，但他革命意志坚定。一天，张永年护送一名同志到内江后，听说有人在打听“王家二少爷”，他预感情势不妙，毅然离家寻找组织。为保护同志安全，组织安排他到内江继续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至1943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地下党内江杨家乡区委书记、内江县委书记等职。

1943年3月，一名受张永年领导的地下党员在自贡被捕。为确保张永年安全，重庆党组织立即将其调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在重庆期间，张永年的公开身份是医生，当时，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都住在办事处。有一次，张永年将药拿到周恩来面前，但周恩来推却说，“留给前方的战士吧，他们在前线流血牺牲，应当把好药省下来送到前方。”后来，张永年回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勤奋工作、节俭朴素、平易近人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给办事处的同志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5年，张永年被南方局派往延安中国医大，后又随医大转战河北。他除了潜心学习医术外，还积极参与党支部工作。至1951年8月，他先后在华北医大、天津医大担任宣传部的领导工作，逐渐成为我军一名成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解放后，张永年参加了“土改”“镇反”“三反”等运动，发扬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他又担任了党支部委员，配合学校做学员思想教育工作。有名学员家里经济十分困难，自己又身患肺结核，便萌生了退学的想法。张永年得知后，一面为其治病，一面帮其学习，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里节省钱给他买营养品。在张永年的帮助下，这名学员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学业。

1955年9月，张永年调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教科长。虽身处机关，但他仍挂念基层，许多时间都深入连队调研。1959年夏天，张永年刚出差回家，就接到赴藏参加民主改革运动的通知，当时，小儿子尚未满月，妻子颇有顾虑，但张永年耐心地说：“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随时做好了为革命捐躯的准备，这次进藏，我如果牺牲了，只要能换来千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就是死得其所。”张永年和工作队的同志尊重藏族风俗，同情和关心牧民生活疾苦，得到了藏族同胞的爱戴和信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民主改革任务，被地方评为一等模范工作者，在部队受到了嘉奖。

1962年，张永年调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先后担任政治教研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他工作严肃认真，一手抓理论学习，一手抓实地调查，时常带领政治教员深入学员队，甚至到地方体验生活，使政治教育收到了较好效果。

1978年，身患重病的张永年已无法行走，他被政治部的同志强行送往医院治疗。住院不久，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导致半身瘫痪，且被诊断为“恶性脑瘤”。在两年多时间里，张永年忍受病痛折磨，始终没忘记工作。1980年5月6日11时20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张永年与世长辞，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来源：自贡网）